杨绛先生辞世|一朝陨落，唯有香如故

2016年5月25日凌晨，清华校友、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文革打压、女儿离去、丈夫过世……先生一生跌宕坎坷，却始终以豁达的心态坦然面对。此时此刻，对杨绛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不是在朋友圈刷屏，而是以迟疑的悲怆铭记她伟大的人格。

几年前，杨绛先生曾在记者采访时说到：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先生“回家了”，就像她曾译过的这首小诗：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生命的长度和密度兼得，这样的人寥若晨星，更遑论那些足以见证历史甚至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人了。杨绛先生一生无意出演这类角色，只是用洗练纯粹的文字，与有限的时间坦然处之，为人妻为人母的使命完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继续工作，清醒从容地打扫现场且战且退。我们很难理解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支撑，但又很容易理解古典中国文人、妇女身上那些平凡的伟大。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先生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几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先生仿佛她笔下翻译的那位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很难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2005年，由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推出的期刊《China Perspectives》曾刊登过杨绛先生的一篇采访，话语间全是她的豁达与风趣。其实从杨绛先生朴实优雅的文笔中不难看出她的人格闪光。

记者：所有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杨绛：I do not have a favourite.（耿直地说：我没有最满意的）

记者：生命中有什么遗憾之事么？

杨绛先生：Not having been able to study literature at Qinghua University, and having instead studied politics at Dongwu University.（惋惜地说：没能在清华大学学习文学，取而代之的是在东吴大学学了政治学）

记者：如果生活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会放下所有，追求事业吗？

杨绛先生：Fortunately, I was born into a harmonious household, and later the little family that I formed with my husband and daughter was a happy one. I never had any thought of abandoning it. I have never had to choose between my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my family life.（幸运地说：事业和家庭都是我不可或缺的幸福）

记者：你认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杨绛先生：To try to be someone of value, not to waste one's life.（确切地说：不要浪费生命）

记者：你讨厌哪类人？

杨绛先生：Those who hate me. I hate them too.（潇洒地说：谁烦我，我烦谁）

102年的岁月风尘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先生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自1977年搬进寓所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在她身上，人们会忘掉时间的残酷：102年无情而漫长，而她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人温暖……

杨绛先生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她的谦逊、朴实、豁达、洒脱……是她翩然舞在人生边上的人格基础，也是留给后人最大的文学遗产。

2014年1月11日播出的杨绛先生节目《坐在人生的边上》，公布了杨绛先生于2001年在清华大学捐赠“好读书”奖学金活动上发言的影像片段，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2004，杨绛先生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钱杨两人的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好读书”奖学金。

杨绛先生（2001年录影）：因为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那个时候，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呢，“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他们如果要升学呢，很方便，可是贫穷人家的儿女呢，尽管他们好读书，而且有能力好好读书，可是他们要上一个中学就有种种困难，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

半生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和杨绛一世清贫生活，而改革开放后，两人的著作在海内外不断出版再版，不同语言译本更是层出不穷，有人认为两个人的稿费足以为杨绛先生“买一个大豪宅”。而她仍按照“我们仨”曾商量好的，毫无保留地将夫妻名下的所有稿费捐赠出来。两位清华师长鼓励年轻一代的清华学子“好读书，读好书”。

杨绛先生从不举行签名售书仪式，不为稿费转赠清华大学如何设立“好读书”奖提出条件，生前也不接受百岁生日祝福和采访，真正做到了心静如水，不求名利，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在当下社会不少人心浮躁的情况下，她的伟大人格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学习这种豁达的胸襟，做一个踏实、务实的人。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译兰德《生与死》